EN [退出]
禅修>中国新闻

陕西慕尚空间设计骗我血汗钱_燕京大学与国家的互动:没有自由一切无从谈起

2017-11-25 02:03

《燕京大学1919-1952》,陈远著,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,39.80元。 陈远

近代史学者、媒体人。近年主要从事燕京大学的史料收集以及相关研究。著有《燕京大学1919-1952》、《消逝的燕京》、《负伤的知识人》等。

同大多数人一样,陈远对燕京大学的最初认识,来源于毛泽东的那篇雄文《别了,司徒雷登》。直到十多年前,一次偶然的机会,还在石家庄一所工科院校念书的他,在旧书店里翻到一篇写司徒雷登的文章,口径却与毛文章中的司徒形象截然相反。一个说“是”,一个说“非”,司徒雷登究竟何许人也?早已过了“尽信书”年纪的陈远开始不断搜集有关司徒的材料,并且尝试着写了一篇《教育家司徒雷登》。文章甫一刊出,被多家报刊转载。“一方面满足了我当时的虚荣心,另一方面也诱发了我潜心研究的决心。”谁料旧书店的老板看了文章,非但没有夸赞,反倒嫌陈远写得太浅。原来这位叫王长生的旧书店老板,本就专攻民国私立教育研究。在他的指点下,陈远学会如何着手进一步深挖司徒的资料;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,这篇文章不知怎么被燕大校友会看到,并收入《燕大校友通讯》和他们编著的“司徒雷登纪念册”里。“不得不佩服燕京人做事的细致,那时候谁也不认识我,但是他们能找到我的地址,把校友通讯和纪念册寄到我的手里。”因此机缘,陈远幸运地赶上了燕京老人生命旅途的末班车。从口述到完稿,前后历经十年,陈远说,《燕京大学1919-1952》出版着实让他松了一口气,“这是我对关心我的那些前辈,以及帮助过我的那些燕京老人的答卷。”

燕京人的服务精神

南都:写作前你先后采访了二三十位燕京大学的老人,他们身上有哪些独特的气质?

陈远:燕京人身上除了民国时期学人普遍具备的风骨之外,还有一种独特的高贵和优雅,这种高贵的优雅是什么呢?过去我只能模模糊糊地感受到,现在可以明确地说,是服务精神,一种非常真挚的热情,用一句我很喜欢的古话说,叫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。也就是一种丝毫不带功利心的服务精神。

南都:你说的“服务精神”跟燕京大学的校训“因真理、得自由、以服务”有无关系?

陈远:关系很大。过去的每一所大学都有不同的校训,但在研究过程中我确实感受到,燕京的精神可谓“深入骨髓”。我在做口述的过程中碰到很多燕大的老人,他们谈起母校来都会提及校训,也会讲校训对他们的影响。但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。比如蒋彦永当年顶着巨大的压力披露SA R S(非典)。再比如一位叫国仲元的燕京老人,他原先在美国使馆工作,退休之后非常热心社会事务,每周都要去做义工。前几年,他还帮忙联系了一批美国抗战老兵回中国,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故地重游。每当我碰到问题,国老还会给我推荐合适的采访对象。

做口述史是相互妥协的过程

南都:所以整个口述工作也是水到渠成吗?

陈远:中间偶有卡壳。当时我准备采访谢道渊先生,他曾任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、党总支书记,是燕京北大清华三校院系调整的核心当事人。别人都说“他有点怪”,上世纪50年代很多事情他都经历过,但他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,我在约访时同样受阻。后来是怎么取得他的信任呢?我采访到了他原来的上级张大中,曾任北京市副市长。经过张老的引荐,谢道渊非常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。我想这是因为他们那代人始终对组织抱有高度的信任和情感。记得那次采访在同谢道渊聊完燕京大学后,我向他问及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,他特别激动:“我不过是个驯服工具。驯服工具嘛,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,但是到头来我却做错了。”我想,包括在燕京院系调整的过程中,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在执行组织的命令,但是最后责任落在他身上他不理解,他不认为组织错了,既然组织没有错,他执行组织的命令怎么会有错呢?这个弯始终绕不过来,也折射出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一系列运动的一种异化。正如夏衍在一篇回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者的文章中所讲,这些革命者在加入组织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人,但是在加入组织之后,身上的个人色彩不见了。

南都:除了当事人口述,有关燕京大学的资料上,你是如何取舍的呢?

陈 远 :我 原本是想把燕京的全貌呈现出来,但是它涉及到中国教育史、学术史、政治史乃至社会史等方方面面,这些不是一本书的篇幅可以容纳的。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,这本书已经写了一半篇幅,大约10万字。这个过程既纠结又痛苦,但我还是把过去的稿子舍弃掉,调转船头,选择了一个新切入点:一所大学和一个国家的互动。因为与当时同类的教会大学相比,没有哪所教会大学能像燕京大学一样对中国的政治介入如此之深,而且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大事都跟燕京大学有关系。

在这本书即将收尾时,我给余英时先生打电话,希望在出版之前让他看一下书稿。他第一句话就问我:“国内没什么人做燕大的研究,我推想你接触到的材料也有限。你看了哪些材料?西方的材料你接触多少?”我告诉他,海外的资料能够搜集的我都搜集到了,我知道西方有个人也写过一本燕京大学的书,巧的是,作者还是余先生的学生。一是我避开了跟此书角度上的冲突,再者,我的叙述重心落在“燕京大学跟中国的互动以及它针对外部环境所做的自我调适”这个角度上。余先生听了很感兴趣,欣然答应了看书稿,并且在百忙之中给我做了答复,后来我向余先生请求,我可不可以把他的答复作为书的序言,余先生也慨然应允。

南都:涉及燕大院系调整的最后一章“燕京的消亡”是不是最棘手的?

陈远:关于燕大院系调整,首先是采访上的困难。我目前采访到的张大中、谢道渊,已算是最核心的当事人了,但更高层面的当事人都已不在世。我在采访张、谢二位先生时,几乎是步步紧逼,但是遇到关键问题,他们总是不太愿意提,或有意回避,或轻描淡写。再就是跟我做事的原则有关,有些老人我不忍心去问。这些老人都已年近耄耋,我每问一个问题,就会想,这对老人来说是不是一种伤害?这样做,对我来说是一个遗憾,但起码不给当事人带来痛苦,我觉得跟我的研究比起来,这个更重要。

在写作中,凡是在世的人,在那段历史中的表现我都没有写进去。燕京消失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60多年抹不去的疼痛。而消失之前那一段岁月,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不堪回首的,因为那段时期有女儿批斗父亲,儿子打老子。平时一些我们仰视的人,在这段时期的表现有种种让我们难以承受的情况。我作为“局外人”都有这样的感受,试想对当事人来说,重提旧事就是再一次的伤害。

口述史本身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,首先要尊重口述者,所以在这一章的取舍上我很纠结。但即使这样,那个时代以及上层的决策如何一步步地走过来这个方面,我自己觉得梳理得尚可,也算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。

司徒雷登:圣徒与枭雄的结合体

南都:你把燕京大学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—司徒雷登时期、梅贻宝时期、陆志韦时期。你怎么看待上述三位对燕大发展的作用?

陈远: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,燕大从1919年创立,到1952年消失,可以说都是司徒雷登时期,梅贻宝和陆志韦也是燕大史上非常重要的校长,但从整体上来说司徒一直是这所大学的灵魂。具体到我书中的三段分期,司徒雷登时期,是燕大从无名的学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成长时期,注重于学术本身,符合教育的规律;梅贻宝时期是燕大的动荡时期,在战乱之下,燕大可以说是中日、中美、美日各方矛盾的聚焦点,但也保持较高的学术水平,可以说是平稳的过渡阶段;陆志韦执掌后的燕大是一步步走向消亡的阶段。因为那时办大学不是遵循着教育本质,而是要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。即使燕大在尝试着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式,它依然没有逃脱被撤销的命运,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。燕大从创建之时起,就跟外部环境有冲突,对它来说几乎都是生死存亡的关口,但是每一次它都可以化解掉,能够利用当时的矛盾做出一个对自身发展有利的调试。但是最后这一次,它在自我调试这方面力度是最大的,但也是唯一失败的一次调试。

南都:在研究燕京大学和写作的过程中,你对司徒雷登这位燕京校长在认识上经历了哪些变化?

陈远:没有研究之前,受了领袖雄文的影响,司徒雷登在我脑海里面的样子跟大多数人是一样的,这个人不是个好人。而在我自己逐渐搜集司徒雷登以及燕京材料的初期阶段,司徒雷登在我心里俨然是一位“圣徒”,没有任何瑕疵:待人接物方面,燕大初期,他能够记住每一个学生,那时候学校规模小,但也实属难得;燕京每一个人的喜事和丧事,大多都是由司徒雷登主持和帮忙张罗的,例如冰心的婚礼,证婚人和主婚人都是司徒雷登;甚至是一个校工去世了,司徒雷登也会给他办丧事;每年六一儿童节,小孩们一定是在司徒雷登家里过。而在教育方面,燕大在司徒雷登接手时,真是一文不值的烂摊子,财政极度亏空,他自己筹款让燕大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大学。

但随着材料的积累,我发现司徒雷登也有常人的一面。在他创办燕大之前,教派之中有开明派和保守派两股势力斗争,作为开明派的司徒雷登遭遇惨败,所以他对权力的欲望始终存在。在燕大早期人员设置上,他为什么选刘廷芳?刘是中国第一代基督徒,他和西方教派的关系也很好,不至于招人反感,而且可以让司徒雷登在与教派的斗争中有一个缓冲。另一方面,司徒雷登的揽权也颇受微词。校长陆志韦在司徒雷登60岁生日时,写了一篇文章祝寿,说“这位老先生,学校里的事情事无巨细他都要管”。言下之意,作为校务长的司徒雷登凡事事必躬亲,那还要校长干什么呢?包括一些燕京老人在口述中也聊到,司徒雷登在校园里的每一个部门几乎都有眼线,包括校工、老妈子都有可能是。你今天干了什么事,第二天他就能知道。

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感觉到,司徒雷登是圣人和枭雄的结合体。实际上大多数传教士都有两面性,我认为不冲突也不矛盾,属人之常情。研究历史最基本的是不能把研究对象“神化”。也因此,在研究的后期,我更倾向于把我自己代入史料,感觉在和这些人物聊天,然后思考:如果是我,我会怎么做?他做这个反应背后的动机是什么?

民国大学的启示

南都:在你看来燕大教育体制、理念对当下的中国高校教育有何启示?

陈远:当下我们谈民国大学,总希望找到启示和借鉴,其实大可不必,为什么呢?因为当下没有那种环境和氛围存在。大学应该是姿态各异,不是我向谁看齐就可以走向成功的。我们都有一个共识,民国大学是比较成功的。但我觉得要在大的方面学习,一方面是教育理念,另一方面是教育格局。那时候,北大和清华不一样,清华和南开不一样,南开跟燕京不一样,甚至西南联大跟之前联合而成那三所学校气质都不一样,这是为什么?因为当时的教育环境相对来说是自由的。学术研究基本前提就是自由,没有自由一切无从谈起。当下的大学校长是行政任命的,与其说是对大学负责,不如说是向任命他的上一级负责。

再者,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形成了国立大学、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的局面,这三种大学彼此可以相互补充,但是又有竞争。私立大学、教会大学,按说都跟政府没有关系,但办得好,政府会有财政上的支持。反之,国立大学办得不好,政府会在财政上缩减,完全是以学术水平作为标准。反观今天,大学无论办得好坏总有财政拨款。民国时期的私立大学,办校经费主要靠自己筹集,但当它碰到优秀学生,会减免学费甚至不要钱也让你读。相对来说,燕京在当时确实算得上一所贵族学校,即使是这样,他们在碰到优秀人才的时候都是吸纳过去,聚天下英才而育之。

当前文章:http://20171116.ddqdgj.cn/article/20171116/zc4o.html

发布时间:2017-11-25 02:03

胡歌和王凯谁片酬高  价格调节基金做账  文言文大全  建国初期十大灵异事件  房产小蜜书招聘怎么样  卡什坦还有备弹  北京大学自考生的悲哀  手机如何刷机的步骤  吃妻上瘾老公请节制  李宁官方旗舰店女套装  

相关新闻
微信
QQ空间 微博 0 0
回到首页 回到顶部

© 2017 陕西慕尚空间设计骗我血汗钱_燕京大学与国家的互动:没有自由一切无从谈起 All rights reserved-网站地图站点地图

旺座曲江慕尚设计骗我血汗钱贵港免费领取q币活动2017_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出台 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分